【内容提要】回顾20世纪中华民族走过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从事传媒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一种外来文化要素，必须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近代外人所办报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是全盘接收和认同的，而是以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基点，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实。清末民初的王韬、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外来文化，并与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此基础上各自创新了新的传播形式，进行救亡图存的宣传鼓动，以振兴中华。

  回顾20世纪中华民族走过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从事传媒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初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外来文化，并与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近代媒体在适应、融合与创新的过程也是走向开放，汲取人类各种文明成果，消除疑虑、化解误解、偏见和敌意的过程；同时也是促使华夏文明的传播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基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近代报业酝酿和发生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模式和经验，更好把握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19世纪末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期，坚船利炮攻破了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压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早在19世纪初，在清政府依旧实行专制统治且有诸多限禁的情况下，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办报，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1815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中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外国人所办报刊大量涌现，出版地由南洋一带以及广州、澳门转向中国沿海的许多城市，并且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直至清朝首都北京，形成了一个在华外报网。据统计，至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外文报刊约有200余种，占中国当时报刊总数的80%以上，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新闻事业。[1]

  外国人在华办报，带来了西方的办报理念和经验。18世纪，西方近代日报已具有了自己的特征：散张、两面印刷、分栏编排，内容有新闻、评论、广告三个主要部分。到19世纪初，在先于其他几个国家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已然浮现了面向平民大众的通俗而廉价的报纸，到30年代，这种“廉价报纸”大量涌现，内容注重社会新闻、地方新闻以及各种消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版面活泼，文字通俗，可读性强；经营上完全商业化，以广告和发行费维持生存。西方各国在仿效，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多的达到十几万份乃至几十万份，读者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人类史上第一次大众传播时代正式来临，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西方报章及其新闻思想输入了中国。外人在华所办报刊各有千秋，但有四种报刊值得特别提出，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申报》，这四种报刊是文化适应、融合的产物。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该刊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教方式，每期封面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而从之”的语句；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四书”、“五经”等古典文献言论；在阐释基督教义的同时，还用相当篇幅刊载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出于迎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考虑，该刊没有直接移植西方近代最先进的报刊模式，如栏目的划分、新式的装订等，仍采用中国的线装书册式，竹纸木版雕印，且无分栏。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近代报刊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十分懂得，要使中国人的思想“西方化”，先要接受中国文化，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它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不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完整形态，却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报业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中国近代报刊之发轫，为国人办报的启蒙之师。它不仅在版样、中文字模和印刷技术等方面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树立了榜样，而且，为便于中国人接受，从装订到写作的形式都中国化，它拉开了西方在华新闻事业的帷幕。

  1833年8月，郭士立（Gutzlaff）于广州创办在中国本土的第一家中文报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它属于宗教性质，但不限于对教义阐释，而是把主要篇幅用于介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不断变换表达方式，增强稿件说服力，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12月刊登了331个字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论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出版概况，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和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Gohn Allen）创办，1894年成为基督教在华最大教会“广学会”机关报，从传教为主变为热衷介绍西学，是教会报刊办刊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刊。该刊前后历时39年（中有5年休刊），读者主要为中国各级当权人物和高级知识分子，发行网遍及清朝各级政府机关和县以上的教育机关。

  创刊于1872年4月的上海《申报》，成为当时商业性中文日报典范，其成功可以概括为西方的办报理念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创办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等，明白《申报》是给中国人阅读的报纸必须由中国人来办，因而把编撰工作全部交给了中国的文人办。这些文人将中国固有文化和表达形式与西方“廉价报纸”的形式和格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近代中文报纸风格。此外，商业性中文报纸之所以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主流，还在于它们注重经营与管理，使广告数量与日俱增。[2]

  对近代外人所办报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全盘接收和认同，而是以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基点，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在实际运用中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实。恩格斯曾说，任何新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3]。一种外来文化要素，必须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进口的西学，为近代中国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提供了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化的接受机制和依托形式，哪怕是生命力再强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同样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近代新闻理念和事业，是西方的舶来品，之所以形成不同于其鼻祖的新闻理念和事业，是其与中国固有的民间传统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经过了中国人有目的、有选择的吸收并加以改造的。最先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并对本国民间传统文化反思，往往是通过一个民族的思想精英们来体现。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旧式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概言之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4]他们深受民间传统文化浸染，秉承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士志于道”、“士志于弘道”为其行为准则，以“内圣外王”为其最高道德目标，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19世纪末的中国风雨如晦，是那样贫穷衰败、任人摆布，已经到了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边缘。剧烈的社会震动，会使一代知识分子走上革新的道路，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救亡图存，成为19世纪末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千千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第一目标。

  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为了应对时局、巩固社稷，为“知己知彼”，主动搜寻、洞悉夷人夷事，于是西人创办的书报自然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中。林则徐是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从事译报、译书活动的晚清上层人物。林则徐、魏源等人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夺彼所长、益吾之短”的主张。徐继畲利用在广西、福建任巡抚期间，在大量收集、翻译外文报刊等资料基础上写成《瀛寰志略》，介绍亚洲、欧洲、美洲、非洲诸国情况，使国人了解“海外诸国”。洪仁玕写《资政新篇》，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兴新闻官”收集全国新近发生的各种事实；“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使“上下情通”。[5]

  稍后，一批通过不同渠道到过西方，并长期受外国人熏染的知识分子王韬、伍廷芳、陈蔼廷、容闳、黄胜等，看到了报纸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探寻民族复兴之路，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自办报刊的尝试。中国人开始创办近代报刊时，外国人在华出版中文报刊已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化报纸的模式和有关报刊的基本知识已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掌握。因此，当他们开始报刊活动时，便“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6]黄胜是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1858年）的编辑，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曾在英国人开的德臣报馆学习印刷。该报19世纪90年代转为中国人自己所有。此类先由中国人参与编辑，然后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报纸的还有《近事编录》（1864年）、《中外新闻七日录》（1871年）、《香港华字日报》（1872年）。艾小梅于1873年8月在武汉创办的了《昭文新报》，是中国人在内地创办的第一张近代报纸。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是中国人自办报刊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王韬曾长期与外国人合作编书办报，业务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主编《循环日报》提出办报目的有三：一是立言。“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二是开放言禁。办报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以期将自由言论公诸于众。三是互通信息。“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同时“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7]王韬希望能够通过报纸，宣传西方先进科学，振兴中华；扩大见闻，鼓动士人的爱国情怀；增进朝廷与士人之间沟通，使报纸成为通上下、通中外的利器。“1882年康有为到上海，第一次接触到《万国公报》，第2年开始订阅，成为该报的热心读者。经过对这些书刊的潜心攻读，他的思想遂‘日新大进’。后来他在万木草堂，又把《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8]维新派的第一个机关报开始取名《万国公报》，后来因有传教士抗议，才改为《中外纪闻》，亦可见外报对维新运动的影响。而留学英国的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完全仿英国《》。

  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先后创办近代报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设置的言禁，同时也宣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倡导兴商业、开议院、废科举，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爱国的本性使他们可以超越个人悲欢，汇入时代激流。强国富民、启蒙救亡成为贯穿晚清职业报人活动的一条思想主线；中国早期报业近代化的每一步履，都留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足迹；为以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报刊热潮的出现，准备了实践经验和思想积累；也为以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始定下了基调。

  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它促使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封建走向民主，由隔离走向融通。在“西学”与“中学”的碰撞与融合中，我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传统的封闭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转变。这对中国旧的民间传统文化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也为后来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的融合中，掌握了近代报刊这一先进新闻工具，在开辟舆论阵地、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以及革新文化载体等方面，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起着发酵和催生作用。

  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王韬、梁启超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走上历史舞台的。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报刊政论家。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新民从报》等11种报刊，成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他们的救亡图存宣传，唤醒了民众的觉醒，也完成了他们的创新。

  王韬在《循环日报》首创报刊政论文体，每天发政论，有时不止一篇，前十年多数为王韬所写。他的政论涉猎内容极为广泛，内政外交无所不谈，必然的联系到国内外发生的时政大事，一一评价其措施、褒贬其得失。其政论摆脱了桐城“义法”、八股文的影响，冲破了封建义理章法的束缚，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拘泥章法，不墨守陈规，只求明白清楚，敢于直陈时弊。其政论篇幅短小，内容集中，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浅显易懂，通俗明了，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用冷僻的典故，稍有古文基础的人，都可以看懂。这些特点是符合各种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知识结构的读者需要的。正如王韬所言“自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为有识之士所齿冷，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抒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中之所欲吐，斯即佳文。”[9]王韬曾两年旅欧所受大众传媒影响，为政论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政论时代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新文体的出现，一种原因是变法革新的内容需要；一种原因是荫庇于英国殖民当局，清政府鞭长莫及，故此敢于放胆直言。王韬以崭新的文体风格，一扫当时文坛使人窒息的封建义理章法的气氛，使读者耳目一新，“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10]

  梁启超继承并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又受到当时西文中译本的影响，开始走向文白融合，俚语、新学语和新学理的新名词交汇之路。这在他的《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新民说》、《俄罗斯革命之影响》、《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文章中多有展示。梁启超能紧扣住当时的形势，用富有思辨而平易晓畅的文字，再加上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激流澎湃的热情，因而他的政论深受读者喜欢。《时务报》出版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1]如大家所熟知的《清议报》时期的一段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2]其语言畅达丰富，口语、古语、四言韵语、外来语相互杂糅；还运用了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在对称中富于变化，在整齐中又有错落。可谓酣畅淋漓，气势磅礴，极富节奏感和旋律感，打动并教育着青年一代。梁启超不愧为当时公认的“舆论界之骄子”。陶菊隐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评价：人们说梁启超的文字就如利刃一般。这种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也有学者干脆称为“梁体”。它平易畅达、语言丰富（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杂用）、笔调自由，“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句法参差多变，常用排句及偶句。梁启超的新文体，开创于《时务报》，在《新民丛报》时更为完善，史称“时务文体”，或“新文体”，服务于救亡图存维新运动，一时风靡全国，效仿者众，开五四白话文运动先河。

  戊戌变法失败后，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到一年就被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巧取豪夺，使一代知识分子感到向往的共和民主已经破产。因此，民国初年，一批青年纷纷走上“新闻救国”之路，他们披荆斩棘，不断创新。

  为了实现新闻救国的伟大抱负，考中进士又出国留学的黄远生弃官不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开创了新闻通讯文体，改变了中国近代早期报刊以政论为主体的发展轨道。在此之前，中国报纸出现过“通讯”栏目，但那是指外埠邮寄传递来的新闻，通常标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其他电讯稿，以叙述、描写为主要方法，迅速、具体、生动形象、准确地反映人物和事件的新闻通讯可谓凤毛麟角。而且民国初年，除少数革命的进步的报刊外，多数报纸和通讯社往往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把新闻报道作为捞取政治资本或骗钱的工具，为此有人竟把这一时期的新闻称为“堕落新闻”。黄远生却独树一帜，翻开了新闻史上新的一页，使记者工作由被人视为“文人末路”慢慢的变成为一项严肃的人们向往的职业。他专职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撰写的《北京通信（讯）》令人耳目一新，很快驰名报界，人们争相阅读，并加以仿效。他千方百计搜集第一手材料，到“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见“寻常所不能见之人”。[13]他的报道涉及面很广，多是当时重要的事件，对民初纷纭复杂的各种斗争，变化莫测的人物都作了真实的反映。他的文章被时人称为“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实录”，甚至认为“不看过他的通讯，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将来有人要研究民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及其里面的历史，恐怕再没有比这编更好的材料了。”[14]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形式，使通讯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除了记述体外，他还常用漫谈体、书信体、日记体等。《远生遗著》四卷，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三是通讯作品。新闻学家黄天鹏曾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15]“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16]

  邵飘萍在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的前身）读书时，常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和“新闻救国”的理想。他先后在浙江、日本、上海和北京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独立创办大型日报《京报》。为实现新闻救国的伟大抱负，他曾三次入狱，多次被迫捕，却矢志不渝。他一面用“横扫千军”之笔，记录时代风云变幻，一面从事新闻研究与教育工作，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者，享有“吾国新闻学泰斗”的之美誉。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就是他给蔡元培写信倡议的，后来与他同为研究会导师的徐宝璜回忆“吾国新闻教育实滥觞于民七北大所立之新闻学研究会，而飘萍先生于此会之设立亦与有力。”[17]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8]1926年以“视死若休”的高风亮节，倒在了北洋军阀屠刀下，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萍水相逢百日间”的林白水，一生角色多变，但主要业绩在办报，被称为“白话报人”。他最早系统阐释白话报出版意义且认识深刻：“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中国文明愈进步，则白话报前途之发达，又可推矣。”并简单回顾了中国白话报刊历史：“溯白话报之出现，始于常州，未久而辍。及《杭州白话报》出，大受欢迎，而继出者遂多，若苏州，若安徽，若绍兴，皆有所谓白话报，而江西有《新白话报》，上海有《中国白话报》，又若天津之《大公报》，香港之《中国日报》，亦时参用白话，此皆白话之势力与中国文化相随而发达之证也。”此前的新闻纸大多仍是文言，离大众报纸尚远。他三次到日本学习，深得大众传媒要义，所以将“白话报”上升到“文明普及之本”高度认识。而且他身体力行，先后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公言报》、《社会日报》等白话报刊，为了新闻救国，曾做《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所办的报刊曾五次被查封，他三次入牢狱，最后以身殉报。

  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创新，旨在通过报刊宣传，改变旧的政治体制，推动维新、和革命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和现代化进程。正是在他们影响下，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此中国才真正开始向新时代的过渡。

  [1]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章。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二章。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6。

  [5]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8。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245。

  [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531、532。

  [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446。

  [10]游国恩等人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330。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52。

  [12]梁启超。少年中国说[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远生遗著·序。卷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5。

  [14]远生遗著·序。卷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6。

  [15]黄天鹏。新闻文学概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0.转自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J].新闻业务。1962.8。

  [1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228。

  [18]林白水。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N].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