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国有数十种之钞币，数百种之度量衡，一越邻省，恍如异国，使用钞票，非日贴水，则日不用，而各种度量衡长短不一，多寡不定，轻重不一，苟不谋根本改革，法定划一，则其他一切经济建设为又不落空云云。

  百余字的新闻，以很不起眼的版面地位，出现在同样很不起眼的一张报纸上,可能不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新闻涉及的人物蛮大，一位华裔巨商、一位国民政府主席;尽管新闻涉及的事儿蛮大，关乎千家万户，关乎国计民生。或许人们对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民国时期，多币种的流通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贫困的乱世中，维持温饱已属难事，百姓们更加关心的是，乱世中的生计。

  余生亦晚，对“一越邻省，恍如异国，使用钞票，非曰贴水，则曰不用”的现象没有体会，而今的读者，能“躬逢盛世”的也不过了了。在我们的记忆中，唯一能与此相“媲美”的经历，不是钞票，而是已成古物的“粮票”这个劳什子。这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我们最为熟悉的一种票证。因为各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粮票，这种“画地为牢”的方式让人非常纠结，“一越邻省，恍如异国”，每到一个地方，如没有当地的粮票，吃饭就成问题。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最具权威的“全国粮票”应运而生，出差外地，由单位出具证明，可以到粮管所换取少数的“全国粮票”，凭着这种红色或蓝色的小纸片，可以在全国任何省市的饭馆吃饭和购买粮食制品。因此全国粮票在国民中的威望无与伦比，甚至成了近二十年来“全国流通”的代名词。直到如今，我们仍就可以在报章上看到，将某些地方法规称作“地方粮票”，将某些可以在全国范围里通用的政策法规，称为“全国粮票”的说法。但是，随着粮票这个劳什子的隐退，“地方粮票”、“全国粮票”这样的词汇，也失去了流行的生命，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而被人淡忘，就像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则旧闻，苍狗过隙，白云悠悠,只是岁月的阵痛。

  从粮票的地方制，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在货币都不能全国流通的状态下，生活的不便和人们的纠结程度。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而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货币发行和流通长期处在无本位和放任自流的状态。一个没有本位和制度的货币状况，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国民时期，银两、银元、纸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等等，这些处在货币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货币形态同时流通，每一种形态又种类非常之多，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此地与彼地、还有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也同时广泛流通于中国，其混杂和紊乱，实在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观。

  货币形式的多样化和区域性特征，是因为货币的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也使中央政府发行货币的唯一性受到严重挑战。因此曾有外国人对当时中国的货币状况做考察后认为: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仅见的最坏的制度。

  最坏的币制总要改革，对货币流通最为敏感的当属商人，华裔巨商胡文虎便对此身恶痛绝。胡文虎（1882年一1954年）这一个名字，现在对我们或许有点陌生，但是提起“万金油”这种百姓家的常用药，一定不会陌生。“万金油”的创始人，便是这位被称作“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至今，在新加坡、香港和福建永定，都有一种被唤作“虎豹别墅”的建筑，典雅的圆柱，硕大的匾额，匾额上一虎一豹跃然欲出，铁门两旁蹲着的虎豹雕塑虎视眈眈。别墅的主人便是当年闻名遐迩的华裔巨商胡文虎和他的胞弟胡文豹。

  原籍福建永定的胡文虎，出生于缅甸仰光，其父胡子钦早年出洋谋生行医，在仰光开设一家名为永安堂的中药铺。胡父去世后胡氏兄弟继承父业，业务日趋发达。1909年，胡文虎周游了中国、日本、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寻访名医高手，次年回到香港聘请中西医、药剂师研制成“万金油”、“八卦丹”等五种虎标良药。因其功效迅速、服用简便、携带方便和价廉物美而畅销东南亚等地区。1932年，永安堂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又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澳门、台湾和曼谷、棉兰等地设立分行，市场日益扩展壮大。

  胡文虎奉行“人为本，财为用”的人生哲学，除了在新加坡捐建十多所义务学校和中小学外，在国内先后捐助过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积极认购“抗日救国公债”，在捐款、赠药、慰劳伤兵、保育儿童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他所说:“良以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纾难，亦份所宜。”

  新中国成立后，胡文虎拥护人民政府，热爱新中国。晚年继续在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捐资办学校、医院，捐款救灾。1954年，病逝于美国檀香山，享年72岁。

  旧闻中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乃胡文虎的福建同乡,是位几乎“被遗忘了的国家元首”。很多人知道上海著名的淮海路，曾经叫做霞飞路，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淮海路也曾经叫作林森路。林森(1868年—1943年)，字子超，号长仁，福建省闽侯县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31年12月,蒋介石追于各方压力宣布下野，林森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经选举为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其实并无实权，只是位“礼仪式”的国家元首。西安事变后，林森力主和平解决，认为“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并曾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连下赦免令、复权令，但蒋介石拒不执行，张学良还是遭遇了长期幽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林森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并手书“抗战必胜”来激励全国军民。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在重庆逝世，终年75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葬于福建连江县青芝山。中央致唁电云:“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中国认为，林森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

  《生活日报》于1936年6月由邹韬奋创办于香港，它是中国报刊史上少见的只出版了不到两个月的报纸，当年7月末便停刊。短短55天中，《生活日报》宣传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远高于香港其他报纸。《生活日报》以化名发表的同志的来信以及邹韬奋、陶行知等人的文章，读者反响热烈，来信多如雪片。因香港地处东南一隅，影响有限，韬奋接受了党组织的建议，决定将《生活日报》迁往上海复刊，后终因政府的阻拦而未能如愿。11月，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邹韬奋和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遭逮捕。在狱中，邹韬奋写下了《经历》、《读书偶译》。他表示:“我要拥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张报纸短短的发行期间，正是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时期，它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币制改革的旧闻。1935年11月开始的此次币制改革确立了法币的地位，禁止白银流通，在当时不失为一项进步的改革。但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对此百般阻挠和反对，他们担心法币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意图迫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生活日报》的一篇报道《日本各银行在沪发行日钞二万万，加强日货在华倾销作用》中，将日钞大量发行比作“恶魔”。报道揭露，时时喊着“经济提携”和合作的日本，实际是挂在枪头上的“提携”和挂在炮口上的“合作”。

  对国民政府集中白银的政策，地方势力也不甘心。在天津、汉口、广州等地都设立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分会，以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生活日报》一则《粤法币会各新委昨召开联席会议》的新闻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法币准备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紧锣密鼓，接管白银以及以法币取代种种货币的任务任重道远。史料记载，广东、广西两省还各以省银行的纸币为法币，以本省‘法币’收兑银类;山西继续发行省钞，河北则发行铜圆票。民国二十五年后，福建省发行的兑换券、广东省银行的银元券、中国实业银行国币兑换券、浙江四明银行银元兑换券和江西裕民银行兑换券等都还在市面流通……“一越邻省，恍如异国”的现象仍然存在。

  提的是,华裔巨商胡文虎的另一个身份也是“报业大王”。他独资创办的“星系”报业包括《星洲日报》、《》、《星仰日报》、《星闽日报》、等近20家报社，畅销东南亚、香港和美洲等地。他的星系报业“宣传抗日救国，竖定民众信念”，吸引了金仲华、郁达夫、叶浅予、郎静山等很多进步文化人的加入。

  胡文虎致函林主席之后仅一年，抗战全方面爆发。十一年之后，气息奄奄的法币让位于“杀千刀”的金圆券，国民政府气数将尽，是为后话。

  回顾历史，新闻纸上的记载总是最真实的，邹韬奋没想到的是，这张只“存活”了55天的报纸，以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气概和烈火燃烧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永恒记忆。